民国青岛人物〡王大桢与青岛主权风雨同舟 -尊龙凯时app

2019-09-24 15:31:05来源：尊龙凯时app-尊龙凯时官方网站作者：刘宗伟

　　对于民国时期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曾成功预测“七七”事变和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王大桢，大多数青岛人知之甚少。但在青岛悲怆曲折的主权回归路上，王氏曾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1922年7月起，29岁的王大桢以鲁案督办公署行政处副主任、鲁案谈判中方专门佐理员、佐理员、铁路财产评价分委员会委员等身份，参与了中日解决鲁案“善后”长达五个多月的系列谈判；

　　同年12月10日，王大桢以接收青岛行政委员会及公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头衔，见证了青岛行政接收仪式暨接收庆典。

　　1923年2月、4月，王大桢还以中国代理行政接收委员长、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政务处长等身份，参与处理青岛主权回归后的善后事宜。

　　▲参加青岛主权回归谈判与接收中方人员合影。（前排右四为王大桢）青岛市档案馆供图。

　　这一年，为纪念日本将“德国旧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青岛主权回归这一重大政治事件，胶澳督办公署将位于太平路海边的叶世克纪念碑改扩建成“青岛接收纪念亭”，并敬制铜质纪念碑镶嵌于纪念亭内。王大桢饱含真情，郑重命笔，撰写了《胶澳接收纪念碑铭》——铭文4字为韵，计112韵，展示了王氏出众的国学功底。

　　王大桢如何因缘际会参与鲁案谈判？青岛主权回归后缘何离青？梳理组合王氏台湾的表侄陈尔靖的讲述以及其提供的史料、青岛市档案馆馆藏史料，不仅找出了其中答案，而且让王氏的面貌变得清晰起来。

　　曲折艰辛的求学历程   

　　“他原名王大桢，字芃生，后以字行，因此，很多的史料中出现的是‘王芃生’。”2014年5月，略带湖南乡音、85岁的陈尔靖先生在电话中告诉笔者。

　　陈老自述，他的祖母是王大桢的姑母，父亲陈适生，长王芃生十岁，抗战时期曾在王大桢执掌的对日情报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

　　陈老提供的史料载，1893年（光绪19年）农历正月十七日，王大桢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七里山的一个僻静山村，父亲名叫王昌治，清廪贡生，曾在山东巡抚衙门任职，去职后从事教育。

　　因为出生于耕读世家，王大桢自幼接受良好教育，虽“家道中落，日食颇艰”，学业中途短暂停止，但依靠半工半读，始终没有放弃。

　　6岁时，入私塾；11岁时，在醴陵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童子试；12岁时，入醴陵县立高等小学第一期甲班；16岁，县立高小最后一期时，因家贫无力交学费，王大桢转入熊希龄倡办的醴陵姜湾瓷业学堂艺徒班，习陶画及陶业化学，是年底毕业。

　　王大桢在瓷业学堂虽仅有一年，但这段历史，对其一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对熊希龄倡办的瓷业学堂，1990年出版的熊希龄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中有所记载。

　　1904年，欲振兴湖南实业的熊希龄赴日本考察后认为，湖南省实业要振兴，必须像日本那样，先从创办模仿工业开始；而要兴办模仿工业，必须以兴办学堂为先义。为此，他规划了应筹设的各实业学堂门类，提出拟在湖南物产相宜之区设立徒弟、染织、农林、陶器、图画等五校。当他将规划方案上呈新任巡抚端方时，后者颔首赞许：“次第施行”，但“事属伊始，先速办一二校以观厥成。”

　　“思前陈各校为湘所无，大皆主创，惟醴陵瓷器一宗，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熊希龄遂决定，自瓷业入手。

　　1905年，依靠巡抚端方拨借的一万八千两善后库银，醴陵瓷业学堂开学，熊希龄自任学堂监督。“聘日本人安田乙吉、大凡里吉、松井弥三、八田安大郎为教师，分辘轳、模型、陶画各科”。

　　王大桢大事年表载，“其时，受日本教师安田乙吉、大元礼吉和松本影响，并闻本县留日归国诸先辈谈及明治维新，遂对日本问题开始注意。”

　　1910年，17岁的王大桢在熊希龄创办的醴陵瓷厂边做工边自修，以积累资金投考军校。次年，他赴长沙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堂，开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并加入同盟会外围组织——嘤鸣社，后经刘敦榘介绍加入该会。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王大桢万念俱灰，欲赴上海谋职。此时，辛亥革命先驱黄兴电召湖南陆军小学堂赴南京进入伍生队，他欣然应招，进入复成桥军需学校学习。同年5月，该学校迁入北平煤渣胡同贵胄法政学堂旧址。

　　“学业稳定后，王大桢放弃学习英文、德文，转向日文，并利用课余学习外交史，练习阅读日本原著，着手研究日本问题。”陈尔靖说，为改变经济拮据之状，表叔还在课余时间为安徽法学堂翻译《日本物权》及《海上商法》，同时为武德杂志翻译日文军事小说。

　　1914年7月，王大桢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陆军军需学校，并被分派至北苑第七师见习三个月。“见习期未满，即提前返校任教。”  

　　1916年冬，由校长张叙忠提名保送，王大桢王芃生东渡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留学。

　　其时，一战犹酣，王大桢在课余投入大量精力搜集日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资料和欧美军事报告，认真研究日本与国际动态，并详读了日本禁阅的《乙种日露战史》。

　　《乙种日露战史》一书以极为翔实的资料，记载了日俄战争期间各战役情况，书中所附地图495张，绘制精准，详细记录和标注了每日的行军、作战情况，精细到几时几分、双方每支军队所在的位置、行军路线、交战地点等，“凡军旅之事，莫不备焉”。

　　1918年夏天，王大桢自日本陆军经理学校毕业，在日陆军被服厂、粮袜厂和千住制呢所见习三个月。不久，日本参与英、美、法等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他以见习日军后方勤务名义，是年冬随军经朝鲜、东北三省赴西伯利亚考察。

　　▲记载王大桢任督办鲁案公署行政处副主任的史料。青岛市档案馆供图。

　　受命赴会华盛顿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经过一番阴谋阳谋、勾心斗角，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消息传至，举国愤怒，“五四”运动旋即爆发。斯时，王芃生自西伯利亚回北平母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余音犹在。

　　1920年春天，王大桢以军需学校教官原薪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为立体化了解日本，他沉浸在图书馆，阅读钻研日本文化的起源和政治制度的得失，注重购买搜集日本朝野各种秘笈书刊。基于在日所见所闻和深入考量，他撰写了《中日关系之科学研究》《台湾交涉真相秘录》等著作。

　　在东京帝国大学期间，王大桢还担任东京留日学生学术研究会外交研究部部长。此时，美国议员团皮尔思一行到日本考察远东情势。离日赴华前，皮尔思很想了解中国留学生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和主张。王大桢闻讯后，与留日学生学术研究会外交研究部同仁连夜商讨文稿撰写思路，由他主笔的文稿，真切地反映了留日学生对中日时局的观点和心声。

　　1921年8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王大桢等留日学生鉴于“巴黎和会”的惨痛教训，认为此次会议是翻案良机，于是他耗时两周，起草了两万多字的《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小册子。与他共同收集资料、考求证据的留日同学龚德柏，携带小册子回国，几经辗转，最终交给了民间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理事、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汪大燮。

　　陈尔靖提供的史料中，有晚年龚德柏在台湾对此事的回忆：

　　闻讯华盛顿会议，认为是个机会，借助美国力量，牵制日本。当时驻日本公使馆中，人员多不熟知日本情形，远不及王大桢。两人商量，由王大桢作一篇论文，讨论这次会议之前因后果，由我自费赴北京，为他运动，使他参加这次会议，并以他的知识，为中国谋一防制日本侵略之策略。王大桢同意，起草作文，耗费两周多时间，写就2万多字。

　　8月下旬，我自神户乘船抵天津，即日入北京，想寻找部长级人物帮忙。茫然无计之际，忽见报载教育部长范源濂入京消息，范系湘人，即赴其家中访他，并说自日本而来，有要事相托，他即刻出见。当时，日本问题非常严重，我诚恳地为王大桢说项，而不是为自己吹牛，故答应找外长颜惠庆。

　　次日上午，范源濂打来电话，说昨日遇见汪伯荣（大燮），他是老外交家，颜骏人（惠庆）正要求他到华盛顿当顾问，“他愿意与你谈谈，并为你帮忙，”要求我上午7点前去汪家。

　　第二天上午7点，我来到汪家，两人谈到12点。我说，王大桢比我高明得多，更能令他满意，他说立即写信给颜惠庆推荐王大桢。颜同意，王大桢以咨议名义赴华盛顿。

　　受命后，王大桢即整理参考图书资料和秘密文件回国，准备赴会。

　　因派赴华盛顿，王大桢提前毕业，毕业论文是《由社会眼经济眼论日本民法》。

　　史料载，在美国设计下，华盛顿会议期间，山东问题被列为“边缘”谈判。11月30日，华盛顿会议主席休斯宣布：“请中、日代表觐面商议，以期解决鲁案”。12月1日，中日两国与会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美英各派代表列席。经过两个多月30多轮艰难谈判，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华盛顿会议期间，王大桢以咨议身份，在幕后做了大量资料编译和收集整理工作。

　　参与解决鲁案善后

　　1922年6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交换批准书，主要内容包括：(1)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2)日本军队撤出山东。(3)中国赎回胶济铁路。(4)自条约实施起，1915年8月6日中日所订关于重开青岛中国海关之临时协定无效，“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缆、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资料《鲁案善后月报》载，为解决鲁案善后事宜，6月7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签署命令：特派王正廷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

　　陈尔靖告诉笔者，1922年初夏，王大桢还在为就业颇费踌躇时，鉴于熟谙日本国情和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表现，王宠惠将他介绍给了王正廷。接下来，王大桢以中方委员、鲁案督办公署行政处副主任等身份，参与了鲁案善后系列谈判。

　　▲王大桢参与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第十五次会议。青岛市档案馆供图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会议录》载：1922年7月3日，中日联合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日本提出公产草目录，双方议定组织公产分委员会，从事调查、报告，提交大会决定。7月17日，第六次会议双方委任公产分委员会委员，分会遂告成立。在中方会上提交的中国委员8人名单中，王大桢在列。

　　这份会议录显示，鲁案督办公署行政处副主任、铁路财产评价分委员会委员王大桢参与审查日方提交的铁路财产目录；公产分委员会委员王大桢参与审查“日本总领事馆应保留之公产目录”。8月24日，中方公布青岛行政接收准备分委员会委员9人名单，王大桢在列。11月20日，中日双方就盐输出、海底电缆、邮电、码头财产处分等谈判交涉，王大桢任中方起草委员会委员。

　　主权回归后的青岛时光

　　12月10日，青岛行政主权交接仪式举行。《申报》报道，“王正廷、熊炳琦于晨间十一时抵公署，由日本军民长官接见。署内行事，并未公开。正午时，华人数百名团集署前，于鼓掌声中树中国国旗，中国警察向日兵行礼，中国巡舰鸣炮二十一响”。

　　按照日程，12月20日，中方正式接收自来水、港务、埠头、发电所、警务、农林试验场、商品陈列馆、无线电等事项。12月18日，中方对外公布接收职员名单，王大桢为接收民政部副主任委员。

　　▲王大桢签署的文件。青岛市档案馆供图

　　12月24日，媒体发布青岛行政机关——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名单，王大桢任公署政务处处长。该处为行政公署所辖六处之一，分行政、实业、学务三科。

　　1923年1月，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发布“督办公署关于督办赴省职务由王大桢处长代理的训令”，王大桢便以代理行政接收委员长的身份，处理接收善后事宜。

　　期间，代理行政接收委员长王大桢先后就“公产移交签字”“接收并非我方违约延期”致电省长熊炳琦；并就日驻青总领事森安三郎“关于建设日本总领事馆通道”的来函、日本行政移交委员长秋山雅之介“有关接受物品价格”的来函进行处理，他还以此身份给熊炳琦督办呈文：《关于公产接收及交付图籍表册》。

　　1923年2月，中日双方就接收青岛残务——动产评价进行议决。是月20日，中方公布动产评价委员名单，王大桢任主任委员，孔祥熙、凌道扬、唐恩良等25人，分别担任电话局、发电所、屠兽场、码头、港务、水道、林务、医院、农林试验场等项的评价委员。

　　1923年11月，青岛主权回归一周年日近，王大桢作《清平乐》词七首抒怀记事，总结这一历史性事件。第七首《青岛接收周年纪念日志感》注释中显现，斯时，因北平各方势力插手青岛事务，攘夺利益，王氏行事阻力殊多，便以薛居州自喻，发出慨叹：“一个好人薛居州，又能把宋王怎么样？”借此表达孤掌难鸣之窘况，同时，流露出对青岛已是意兴阑珊，退意萌生。

　　接收后，予承乏胶澳督办公署“政务处长”兼“法规编查委员长”。虽于行政立法，略具规格，然内外阻力殊多，深感事倍而功不半。熊督办润丞（注：熊炳琦字润丞）虽初交，颇能言听计从，无如北平各部，殊无以青岛树收复失地模范之念，分来攘夺，余深有“一薛居州”之感。自是浩然有归志矣。

　　1924年2月，王大桢因力劝熊炳琦抵制吴佩孚提出的由胶澳商埠督办向商家借垫洋50万元，以此做军饷、开拔费、修船费，换取背叛孙中山的温树德率粤海军北归，引起吴氏大怒，王大桢与熊炳琦被迫同时辞职。

　　▲“王大桢被控告说”的新闻。青岛市档案馆供图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的1924年4月4日出版的《中国青岛报》，有《王大桢忽然被控说》一文，暴露了胶澳商埠督署新旧权力交接时，王大桢处境险恶，已被列为攻击目标。兹完整抄录如下：

　　督办署前任行政处课长王大桢办事认真，素称勤劳。日前忽闻人言，本埠绅商各界以查得接收之时，该前课长颇有营私舞弊损失权利情事，也已呈控于高督办，请予澈底查究，云云。是否果有其事，及是否系疑案，容再探听后志。

　　从该文中看出，此时高恩洪已接替熊炳琦出任胶澳商埠督办。笔者在市档案馆内没有查阅到此文的后续。显然，这极可能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生事。

　　王大桢大事年表载，1924年夏、秋，已辞职的王氏客居青岛，百无聊赖，只能与诗友唱和，以排遣胸中积郁的块垒，“大有前途渺茫之慨”。

　　是年冬，王大桢改任山东省公署统计处处长兼山东统计讲习所所长，主讲“中国历代统计制度及思想源流”课目。

　　1925年4月，张宗昌督鲁。王大桢参与了山东高等审判庭厅长张怀斌、东鲁中学创办人夏朴斋等人谋划的“驱张行动”，孰料事情败露，张怀斌被杀，王大桢微服连夜脱离济南，后辗转东渡日本。

　　王大桢的档案史料以及陈尔靖的回忆，至1946年王氏猝然离世前，均无其再返青岛的记述。

　　这意味着，王大桢自1925年匆匆别离青岛后，与这座城市的缘分就已走到了尽头。

　　但是，王氏为青岛主权回归之奔走、付出，这座城市将永远铭记。

　　（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 刘宗伟）

责任编辑：张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