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莱运河开凿（二） 明朝续修未果 青报网-尊龙凯时app

    元朝有主胶莱运者，有反胶莱运者，关键在于对海运的态度。明清亦然。但终元之世，海运不废。同时，海运和胶莱运作为粮运的两种路向，并不相提并论。明朝则不同，胶莱运河问题直接挂靠于海运。行海运和反海运争论不休，正统、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崇祯等历朝均有反映，胶莱河运问题亦随兴罢海运的争论而沉浮。兴罢问题一直延续至清代，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亦曾有重开胶莱运河之议，但终未果。

    明代，先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同样有南粮北运的问题，兴胶莱运河工之议频频提出，也曾付诸实施。尤其是籍贯山东以及任职山东的官吏，如梁梦龙、王宗沐、崔旦、蓝田等辈，更力主海运，主张复兴胶莱河工，复通胶莱河运。

    自称“家世居海上”、“童仆贸易海上”的胶莱渔夫平度监生崔旦就力主开胶莱运河，认为海运乃“足国富民之策，万世无穷之利”。从人力、财力、物力等诸方面都算了细账，兴胶莱运河，“将见吴越艘，燕商楚贾，珍其重货，岁出与时至”。同时结合倭患形势，从军事战略着眼，建议“合并军卒，编立队伍，战舰征舫，按垒而行，当于安东、胶州、新河、利津，皆宿重兵，水陆齐驱，使之与淮安、登州、天津，声援相接，兵食预备，大修战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坐制海上诸夷，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威矣！”（《海运编》卷上《船舶考》）崔旦之议，实有独到之处，真知灼见、卓识胆略荡漾于字里行间，可惜最终仍未被采纳。

    兴胶莱运河派的一个重大胜利，发生在明嘉靖年间。嘉靖十四年（1535年），海防道副使王献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对胶莱运河古道进行了详实的勘察和查访，他“按部群邑，稽阅图志，访胶莱新河之古迹以及于马濠”。并且调查访问了乡间父老，通过研究兴废胶莱河运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认识到胶莱运河不仅对南粮北运意义重大，对发展地方经济、发展贸易也意义重大，从而奏议重开胶莱河工以通漕，山东巡抚胡缵宗等人亦极力推崇襄助。王献的奏议得到世宗帝的批准，在政府的支持下，王献制定计划，组织施工。

    首先，王献针对元代运粮船过淮子口的险难，组织开凿能避开淮子口的元人未竟工程——沟通唐岛湾和薛家湾的马家濠运河工程，使马家濠运河成为胶莱运河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元人未竟的“海—河—海—河—海”漕运设想。

    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二十二日，马家濠工程破土动工。王献注意到元代因岗石受阻而未成功的教训，尽量避开石岗。“雇石工一千余名，日给银二分，米豆二升五合；又不时量赏酒、肉、钱、布以慰之。由是人心欢洽，无劳亡倦言”，至四月二十日，“等日工完，两海已通”，“凿石成渠者一千三百五十余步，浚南北滩渍二千五百余步，潮汐日至，护以木桩，其为阔六丈余，其为深牛之”（《新开胶州马濠之记》碑，碑立黄岛区薛家岛官厅村），全长5里。马家濠开通后，群情欢腾，父老交口称颂。“海波流入，活活汪汪，溶溶浩浩，宛若天成地裂”。“自濠南滩（唐岛湾）而入，岛屿环抱，中央一水，广如湖潭。南风徐来，波涛不惊，帆樯载张，舟师鼓杞，旌旗飞扬，鼓吹振作”，实为壮观。

    马家濠开通，不仅有助于胶莱海道运粮，亦有利于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自此，淮、浙、闽、徽商日至，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在取得马家濠河工程成功的经验后，次年王献又组织进行了胶莱运河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导引张鲁河、白河、现河、五龙河河水，以增加胶莱运河主河道的水势，疏竣淤废的河道，设闸、建桥、建官署等。

    关于胶莱运河重开工程，地方志和时人笔记多有记载。明人崔旦记曰：“嘉靖十七年，宪副王公献慨然自任，饬材鸠工，闸石基址，屡获旧迹，而新河之事兴矣”。王献还在元人张君佐建闸旧址，重建8闸，并增建海仓口闸。建桥和建官署等工程亦次第完工，未浚者仅分水岭30里而已。谁料，总河王以旗奏请开浚胶莱运河，嘉靖帝斥其“妄议生扰”是不错的，却莫明其妙地“以海道迂远”为由，“却其议”（明史》卷八七《河渠志·胶莱河》），并莫明其妙地将王献调迁。王献重开胶莱运河离成功仅一步之遥，却被毁于一旦，功败垂成，实令人扼腕！

    此后，尽管亦多有奏议重开者，亦有过重开之举，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曾拨“内帑十万金”，重开胶莱运河，工尚未完，因修河主管山东巡抚曾樱去官，河工即罢。

责任编辑：张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