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路29号警察公署：负责给妓女注册 青报网-尊龙凯时app

    作者：李明 来源：《国家历史》

20世纪初，青岛的华人警察。

    几乎没有人知道，火车站东北方向警察公署塔楼上的时钟，是什么时候停止运转的。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在时钟正常工作的日子里，这个塔楼的下面，曾经发生过什么。对普通人来说，湖北路和蒙沂路口的这个被围合起的院子，一直是个禁区。100年中，青岛的许多老建筑已经被不止一次地改变了用途，惟独这里却依然面无表情地始终延续了本来的功能，尽管，它也经历了三番五次的政权变更。或许，这仅仅是由于一种惯性的作用，但恰恰是这个惯性，保持了这里的一贯沉默。

    在1914年之前的青岛，由警察机构、法院、监狱以及地区行政长官、律师和公证人构成的司法管理系统中，作为地方治安事宜的先头环节出现的警察部队，无疑举足轻重。1898年10月，柏林海军方面完成了青岛总督府的设置，这个殖民权力机构下设了参事会和军政、民政、经理、工务四部，警察机构隶属民政部。

    初期，临时的巡捕机构暂由第三海军营的一名军官统领，代理行使职权的一些海军士兵和被招募的28名华人巡捕，组成了本地最早的警察部队，负责青岛、李村两区的治安管理。在1898年和1899年，除了各地段的日常事务外，警察们主要进行了建筑和卫生方面的治安工作。随后，1899年的一份官方报告说，班疹伤寒的出现使警察们大大忙碌了一阵子，在控制与制止传染性疾病的关键时刻，政府“又向警察局援派了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

    从政府文件上看，早期警察机构在预防传染病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充分的渲染。但是，这个机构的更真实的一面，被政府的文件小心掩盖了。1901年3月21日，柏林的德国国务秘书蒂尔皮茨在致青岛总督府的信中，曾阻止公布警察局上报的刑事犯罪材料，他非常明确地写道：“如果这些报道按照我身旁的样稿发表出去的话，肯定会在公众舆论当中造成严重的、有损殖民地形象的结果，也会间接地在经济界中造成不可避免的不良后果。”

    同样被掩盖的，还有另外的东西，比如妓女。在1899年1月19日生效的警察条例中，有这样的规定：“所有从事卖淫活动的人”都必须到警察局登记注册。妓女应当每星期六到德国医生那里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是否患有传染病。每次检查都记录在案，妓女们人手一册，随身携带。一旦发现某妓女染上了性病，就要把她强制性地送到专门为妓女开设的医院中接受治疗。但是，这个警察条例，也没有以总督命令的方式颁布，因为一旦颁布，就必须在政府官报上刊登，这样“只会引起人们对殖民地卖淫业不必要的关注，导致报界展开我们不愿见到的讨论”。

    在1905年11月新的警察公署大楼完成建设前，警察局一直在临时的清军兵营办公。这里有一些德国海军士兵向新建兵营搬迁而腾空的海滩营房，经过改建也被分别用做了华人监狱，警察看守所和区公所。1900年度至1901年度的政府备忘录有记载说，在海滩地带为华人修建的一个临时性的监狱中，犯人被用来进行了一些所谓“有益的”劳动，如担任大部分的清扫工作等。同时，总督府还在海滩棚屋中设立了一个警察局的事故伤残救护站，那里的日常救护，则由教会的医生负责照料。

    从1904年开始，新的警署在一片引人注目的八边形土地上着手建造。这里原是清军的一座兵营，位于城内欧洲区和华人贸易商业区的交界处，距火车站很近。一年多以后，这个特征鲜明的大楼完成了建设。

    按1900年的规划，这里为一片方格街坊，警署的建造，则改变了原有方案。警署及其附属建筑构成了一个纵长的六边形街坊，正中并开辟了一条道路，直通主楼。警署主楼高16.5米，塔楼则高达30米。

    因此，警署大楼犹如异峰突起，远远高出周围的二层建筑。它上覆高大陡直的尖顶，花岗石与红砖纵横相间，砌出巨大山墙的半木构图案，砌体高出山墙，呈方尖塔状。对这个“楼内设青岛地方法庭、警察公署和一所监狱”的建筑，1913年法兰克福出版的一本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警察公署大楼属新纽伦堡派风格，其塔楼与山墙气势宏伟。作者阿尔丰斯·派克韦特说，“它与东洋停车场所构成的画面，使人联想起家乡的市政厅”。

    而这个貌似“市政厅”的建筑的灵魂，正居于慕尼黑路轴线上的警署塔楼，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一个新的城市地标。

    也许，今天依然存在着的湖北路29号大院，在以后的某个日子可以获得开放，到了那时候，不管那里还保存下了什么，一定会有许多的人，希望进去看看。当然，人们可能会有发现，或者，更多的可能是，人们什么真相也看不到了。

责任编辑：张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