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12月10日，为纪念青岛主权自日本占领者手中回归96周年，本报刊发《“接收青岛”：云诡波谲的日子》，不少读者或电话，或微信，咨询绑架案发生的来龙去脉以及匪首孙百万的去向、结局。因“接收青岛”一文注重全景式解密还原青岛主权回归细节，对孙百万绑架案寥寥数笔带过。本报今日特刊发《招抚匪首孙百万》一文，以飨读者。
在警员严重不足且缺少枪支弹药的窘境下，招抚孙百万自然成了最无奈、也是最可行的策略。
虽被“招安”漂白了身份且官袍加身，但在胶澳行政公署人员眼中，孙氏的罪恶仍未彻底洗掉，他没有获得信任，即使调离了青岛，仍像从前那样被视为危险分子，时时接受警员的秘密盯梢。
身份成谜
对于匪首孙百万之行状，青岛市档案系统目前尚无记载。坊间传言颇多，但终不可考。
孙百万绑架隋石卿、茅少甫案发后，媒体报道时均没有涉及其籍贯、年龄、履历等情形，唯一提及的是，孙百万是盘踞青岛附近的三股土匪之一。
青岛土匪分为三派：一为居正派，即居正前在山东起事时所召集之土匪，而今仍遗留山东者，此派即以孙百万为头目；二为马良派，即马良于直皖战争失败后所遗下之溃兵；三为张宗昌派，此派分子最杂，全因张宗昌在东三省召集之胡匪，且暗中有某国之援助，潜伏青岛市中，以图扰乱治安。鲁案交涉开始而后，此三派之土匪乃有张宗昌派受某国之指使，联为一气，而公推孙百万为领袖云。
2000年青岛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青岛文史撷英》一书中，有曾在《胶澳日报》担任编辑的李萼的回忆：1926年，孙百万的得力干将马文龙任胶济铁路警务处长时，李曾以记者的身份访问过他，因此对孙、马有所了解——孙百万及部下系居正在山东起事讨伐袁世凯时招募的东北“马贼”。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远在广州的孙中山遂派居正、朱霁青到山东组织成立东北讨袁军。在日本人帮助下，居正等人在青岛招募兵士数千人后，又从东北招来三四千“马贼”参加作战。次年6月6日，袁世凯忧愤而死，讨袁战事偃旗息鼓，山东军阀收编了地方武装，一些“马贼”不愿被招安，便窜回东北老巢。孙百万、马文龙是这帮“马贼”中的小头目，没有来得及跟随大队人马回窜，于是带着少数人跑到大珠山、小珠山、薛家岛、水灵山岛一带，重操绑架勒索的旧业，并不断吸收当地土匪，很快发展成了一支有2000人左右的队伍。兵多粮足后，活动范围扩展到了崂山附近。
1924年10月13日，《申报》报道称，孙百万与奉军关系密切，与张宗昌交谊尤厚：“壬戌直奉之役（即1922年4月28日至5月5日第一次直奉战争 记者注），尔时张宗昌、吴光新、马良俱潜青岛，孙百万亦正在大珠山附近啸聚，嗣即受张宗昌委任为建国军第一路司令。后奉系兵败，张逃匿。”
这则报道还提及了孙百万盘踞的巢穴——大珠山，称之不啻于1923年曾制造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的土匪孙美瑶部所盘踞的鲁南抱犊崮。“青岛海面之大珠山及诸城马尔山（注：应为马耳山），自民国三年至今，胡匪久已据为巢穴，其险峻易守，盖不啻第二抱犊崮，而万壑丛难，羊肠曲折，则又过之，围剿之难，可想而知。”
“险峻易守，围剿之难”，无疑成为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最终招抚孙百万的理由之一。
■孙百万
记者在1924年4月出版的青岛第一部新闻图片集——《接收青岛纪念写真》中见过孙百万的半身照片，他身着戎装，面容清矍，神色冷峻，鼻梁高挺，但眼睛小且微闭，上嘴唇上还留着民国初期军人特有的仿照西洋军人的上翘胡须。这一形象，与想象中粗犷、彪悍的绿林好汉有些出入。
因为身穿北洋时期标准军服，这张照片显然是孙氏被招抚后所拍摄的。
日占青岛近八年之久，经过长达5个多月唇枪舌剑（山东“悬案”中日交涉），青岛行政权终将回归，举国上下可谓扬眉吐气，奔走相告。在这一重要节点、大是大非面前，游走江湖多年的孙百万，焉能不识大体、明大义？其置民族利益和个人声誉、尊严于不顾，甘愿接受日本人唆使，公然绑架青岛商界大亨、山东督军特使，为青岛行政权交接设置障碍、制造混乱，背后必有隐情。是换得钱财以招兵买马、抢夺地盘，还是有其他政治图谋？目前尚没有档案证实。
李萼的说法是，“据说，孙百万拿到了日本人一笔20万元的巨款”。
讨价还价
“匪首孙百万绑架案”，着实让北洋政府、山东军民政权、胶澳商埠督署乃至青岛民众、中外媒体“颇堪骇异”，在警员严重不足且缺少枪支弹药的窘境下，招抚自然成了最无奈、也是最可行的策略。
对于招抚孙百万，济南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是以参议田凤来为代表，极力主张青岛土匪必须尽快收抚，否则，“接收之日青市糜烂必在意料之中”，进而言之，如果损害到青岛日商、英商、美商的利益，还容易引发国际争端，双方交涉又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二是济南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让步土匪有失威权，“对招抚做法颇为不满”。
最终，考虑青岛接收大局，山东省长熊炳琦准备采纳田中玉的建议，“酌为收抚，惟具体办法尚未拟出。”
《大公报》报道：12月6日晚，熊炳琦在省署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列席者皆为各机关重要人员，并定于日内请省议会、教育会、商会、报界、联合会各推荐代表一人参与会议，共同商讨接收青岛与招抚土匪的办法。
招抚策略正中孙百万下怀。孙氏狮子大开口，既要大把捞钱，又要揽权，否则，变本加厉，绑架接收要员、放火烧抢市面，再造恶性事端。12月7日，《晨报》以《青岛土匪猖獗至此耶 要求招抚费五十万元 自任维持青岛治安》为题，报道了这一新闻。
昨据京中某机关青岛方面骇人听闻之电告，谓：青岛土匪于公然保护下，已完全武装，密布街市，胶济沿线亦秘密配布。设总司令部于东华旅社，出入武装，各处稽查，并提出要求各项：招抚费五十万元；青岛治安由匪维持，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胶澳，嗣后亦然；中国政府拟运入之军械，交与彼。等等。并称至本月10日为期，如过期不允要求，则现将办理接收重要职员绑架去，并烧抢市面……
次日，《大公报》报道：据最近消息，谓匪徒方面又竟公然要求：须将一千人加入驻青军队，其余则需款十四万元方允遣散。故目下青市居民仍异常惊恐。济南总商会等团体因此通电北京政府，鉴求援救。
不难想象，如同一处赤裸裸的交易，熊炳琦的代表与孙百万就招抚条件继续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因为无果，媒体一时沉默。
12月11日，《申报》三版刊发《孙匪有受抚说》，足以让民众惊恐的神经松弛下来。
斯时，山东驻军、省长护卫、海军陆战队等已在青岛集结，王正廷、熊炳琦等人的腰板陡然硬了起来——若不接受招抚，又要横行麇乱青岛市面，必痛剿。兹摘录如下：
上月底，匪首孙百万架去之茅少甫处长与隋石卿会长，经熊省长特派代表与孙百万磋商之结果，已于昨日释放回来。据督办公署传出消息，此次熊省长所派之代表与孙百万磋商，其条件为：如退出青岛，允于接收后位置其首领。至于匪众则改编为保安队；若必欲横行，则即麇乱青岛市面，亦必痛剿，请孙百万考虑。孙本不愿受招抚，而首领之中马文龙颇识大体，以国家为重，故坚决要孙释放茅、隋二人，并同时退出青岛。现孙百万已退至沙子口。
为证实新闻的准确性，《大公报》同时刊登获释的隋石卿致省议会、商会等各团体的感谢电：
熙麟（注：隋石卿字熙麟）不幸，忽逢意外，重蒙诸公关垂备至，感纫万分。今幸仰赖福庇，安全回寓，知辱存注，谨此奉闻，并鸣谢悃，敬维公鉴。隋熙麟叩。阳。
对于招抚孙百万，心照不宣，日本方面也在多渠道收集信息，并揣摩、研判：
11日晚间，熊炳琦偕同陈干等在熊氏宅中约见匪首孙百万、副司令张显才及前次被架之隋石卿等，商议收抚，闻大致业得妥洽。接收后潜入市内之土匪，均于即夜收容于台西镇内。至收抚条件，据济南函谓：系将孙百万部土匪编为民军，共分三大队，每队250人，即以孙为民军司令，外给招抚费十万，遣散未经收编之匪徒，该民军编制完竣后，即驻扎青岛内外，保持各乡治安。
惟另一消息，谓孙百万部共一千五百余人，收编数目只限一营，其余悉数遣散，由孙负责，以后不准再扰乱治安。孙刻下尚在踌躇之中。
前一信息系青岛专电报告，后者则由商人方面所得，大概孙之就抚确系实情也。
12月30日，《晨报》二版刊登了日本国内纷传的“青岛接收后之种种消息”，招抚孙百万排在了第二条：“土匪头目孙百万已与中国当局方面成立妥协，今后即以彼之所部担任青岛警备之说，我辈亦有所闻，但果否属实尚有疑问。但今后彼等无论如何骚扰，巡警方面合以日本供给之军械，已共有枪支四千，土匪方面不过其十分之一，自不成何等问题。”
威权不再
《接收青岛纪念写真》载，孙百万及部属被改编为胶东游击队，共分四营，以孙百万为司令，马文龙、董海亭、杜子章、于海清等四人为营长，其大队悉数驻沙子口一带，只在青岛市区芝罘路设立稽查处。
青岛市档案馆现存档案史料证实：“易帜”改编的胶东游击队及其司令孙百万处处受制约，风光和威权已不再。
■孙百万任职的胶东游击队司令部。
1923年1月13日，胶澳商埠警察厅发布第83号训令——“孙百万自改编后自负地方治安不法之徒借其名义行骗的训令”中，有一段可视为孙百万招抚后表态的文字：“既经改编收归国有，地方治安同负其责，鄙人一介庸愚，粗明大义，自改编后，对于部伍业经严加训导，谕之以利害，励之以名节，身为公家之禄，应怀报国之义，忠信为先，毋蹈故辙。”
训令中同时显现，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对孙百万及部下的表现尚算满意：“幸该军官等洗心革面，尚知自新，彼此互相劝诚，咸愿服从命令，保卫商民，以赎前愆，以尽职责。”
即使这样，第83号训令还是话锋一转：“特恐贤愚不一，鞭长莫及，假借敝军名义，藉以招摇。近查，胶澳市内时有股坏党徒便衣持械，发生抢案，若不协捕缉拿，影响敝军名誉。”为此，训令要求“查照即布饬令，各警认真侦查，务获究办。倘案犯实系敝军，更乞示知，以便责惩。”
三天后，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就驻防区域给胶东游击队司令孙百万下达训令，称：既经编制完竣，所有驻扎区域应即相度地形，扼要分驻，以重防务。兹随令发给地图十张，图内圈有红线。凡红线以内各地方，皆可酌量驻扎。合行令仰该司令查照，迅将该队应驻地点明白规定，呈报核夺。勿延 切切 此令。
另外，从现存档案史料看出，招安初期的孙百万及部属颇受冷遇，连日常生活开支都要靠自己借贷。是青岛行政权交接初期百废待兴，胶澳督署无暇顾及？还是故意为之，以此为“杀威棒”，打压这伙匪徒的痞气、戾气，使其乖乖就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923年1月中旬，孙百万以谦卑甚至带有几分哀求的语气，向胶澳督办熊炳琦呈文请酌发给养费。兹完整地抄录如下：
省宪谕令抚编成军，所有一千五百余人俱各守分，静待候命，计达四十余日，始蒙点验。期间，所需凡米柴类皆从旁措借，总计八千元，于上岁十二月十九日呈请酌发给养费在案，至（一月）二十七日旋蒙饬领大洋六千元，偿还外尚欠二千元有奇。兹值年关，亟应归还，但点金乏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迫出无奈，是以不揣冒昧续恳鉴核恩准。
对孙百万的呈文，2月24日，经熊炳琦同意，胶澳督署总务处即通知“游击队司令孙百万领给养费二千元，请填发放通知单。”
孙百万仰人鼻息，还表现在为遣散回原籍的弟兄们争取恩饷和护照上。
1923年1月初，孙百万上书熊炳琦：职军既荷改编收归国有，所余遣散回籍兵士自应通饬各营，造报转呈以凭核夺。兹查，该营连花名详细注册刻已造齐，呈送到职部，当即核对无讹，计算总数共三百二十九名，为此，理合备文呈报宪台查照备案，即希照发恩饷护照，俾得刻日遣归（附遣散回籍兵士清册一份）。
呈文如石沉海。1月23日，孙百万再度上书：“遣散余兵业经呈报，数目、名册再按，顷蒙宪台深仁厚泽，派员点验颁发恩饷护照，着令回籍安度。谨呈省长兼胶澳督办熊。”
27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下发指令119号：“所请发给恩饷尚属可行。仰即备印领呈候核发，但赴总务处领取可也。此令。”
27日即阴历腊月十一，为让弟兄们尽快带着恩饷回东北老家过年，孙百万找到了负责发放的督办公署总务处。事后，一颇明事理、名叫孟总皋的职员向总务处长建议“尽快发放恩饷”。
建议案称，游击队孙司令来处面陈，该队列入遣散之人现在困苦异常，该司令既无约束之范围，又无供给之饷粮，若任其便衣游行，似宜早日资遣为上。所在名册呈报多日，想必筹备已齐，恳为转求，鼎力周旋，恩饷早发一日即可早放一日之心，倘其再行勾留，则在我活活有词矣，此种情形确为允发，亟望我公早为谋，且于地方治安大有裨益。是否有发，尚希钧裁。
这份建议案的左下，是总务处长的批示：“即令其备具印领于星期一日来置领款”。
调驻坊子
根据李萼的说法，孙百万的被招安破坏了日本人阻挠青岛行政权回归的阴谋，驻青日人怀恨在心，便设下圈套，对孙百万的胶东游击队制造麻烦，为避免事态恶化，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调虎离山”，孙百万率部驻守坊子。
1923年3月，《申报》给出的说法则是，由土匪变身的胶东游击队，“坐食日久，不觉髀肉复生，十字街头，实行游击主义，乃与日警发生冲突，竟被迫移驻市外。当至（郊区）沧口，几与保安队对垒”，鉴于此，不堪其扰的胶澳商埠督署乃调之驻扎坊子。
《接收青岛纪念写真》载，“1923年2月24日，熊炳琦督办将该队全数调驻坊子。”
调驻坊子前，2月13日，孙百万向胶澳督署呈文申请二月份军饷。呈文清晰地记录，此时，胶东游击队有兵员1229名，共领公饷11541元整。2月9日，他还向督办公署领到了所购买的五匹马及马鞍、马掌共计大洋598元的报销款。
■孙百万领取给养费的通知书。
离开青岛时，山东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拨给孙百万及部属大洋三千元：“省长面谕，令职部开往坊子驻扎，并发给开拔费洋三千元，遵即传知告营连，着手预备听候定期开拔，除将开拔费业领到分发外，理合备文补具印领呈请。”
孙百万及其弟兄们虽已调驻二百里之外的坊子，但胶澳商埠督署的官员们却未能一劳永逸，换来清净，因为胶东游击队时常来青骚扰、滋事。
1923年4月20日，胶澳商埠警察厅下发《关于查处擅自来青胶东游击队官兵的令》，文中称：“兹奉督办公署第四三四号指令，呈悉，查游击队早经调驻坊子，非因公务，何得擅离汛地？嗣后该队官长目兵因公到青，应先赴该厅报到，以资稽核。如查未经报告任意携枪招摇过市者，着即派警严拿，呈候核办。仰即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可也。”
对来青的胶东游击队人员的盘查，胶澳商埠警察厅对谁都不放过，包括身为司令的孙百万。
这份“关于游击司令孙百万由坊子来青住甘肃路已派长警调查的呈文”，就是很好的例证。兹抄录如下：
（1923年）五月三十一日晚八点半，据巡官高庆云报告，游击司令孙百万由坊子来青。是晚九时下车，带护兵七名，赴甘肃路住宅。署长闻报，当派巡长王万林、秦维济巡警孙象延等前往该处详细调查始终情形。旋据该长警先后报称，孙百万公馆无甚举动，除饬该管第六分驻所巡官孙洪升并长警等随时调查呈报外，理合备文呈报。厅长鉴核。
在这则呈文的第二页，是相关人员的批示：“仍需随时注意 杰”。
终遭遣散
1924年5月4日，《申报》刊发《鲁当局注意孙百万部行动》一文。此时，对胶东游击队的戒备，已不只是胶澳商埠，还有山东省署。
文中称，“该队自移驻坊子以后，诈财抢劫，时有所闻。至今竟愈闹愈凶，匪性大发。近来胶济沿线之架票案，几多与该队有关；即军警林立之青岛，亦时有该队兵士之踪迹。近日，青岛抢案累累，人多疑该队兵士所为。现青岛警厅对该队来青之兵士，盘诘甚严，如无护照，即从严究办。”
从该文可看出，胶东游击队“诈财抢劫”“匪性大发”主要原因在于孙百万手腕不强硬，难以驾驭强悍的弟兄——
因孙素非其部下所爱戴，对于孙氏命令决不能绝对服从，因此，孙氏约束部下颇有宽严皆难之苦。宽则匪态毕露，有玷军声；严则激起内变，无法收拾。初尚惩办几次，然屡办屡起内讧，稍拂众意辄思用武，因此，孙氏亦即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不敢轻言军规矣。
孙百万懦弱屈从，弟兄们则肆无忌惮，坊子一带谣言纷起。“有谓该队俟青纱帐起，将再干旧日生活。”
5日，《申报》报道称：“（胶东游击队）近又无端勒索安丘刘家庙庄洋万余元、徐家庙庄洋八千元，驻防该地陆军不敢过问。”
对于养痈成患的胶东游击队，山东当局不得不“益加注意”：“近已由诸城、平度、双羊店调遣大部军队，分布于胶济铁路之丈岭、张店、二十里堡、蛤蟆屯各站，严密布防，以便监视该军行动，万一有变，亦不难武力平定也。”
就在山东当局为胶东游击队颇费脑筋时，远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给出了解决之道——遣散——“既安闾阎，又节饷需”，可谓“一石二鸟”。
《申报》报道称，吴佩孚在洛阳电告山东督军郑士琦、山东省长熊炳琦，“谓该军队每年需军饷二十余万元，山东省库奇窘，供给为难。务速设法遣散（胶东游击队）。”
接到吴佩孚电报后，郑士琦、熊炳琦加紧行动——
一面电调驻诸城之胡团、驻潍县之王团，陆续将所部军队调驻坊子附近，取包围形势，以防孙部之逃窜；一面由熊炳琦电召孙氏来省。孙不知是计，来省后郑熊即与之商酌遣散问题，许以每人发给三月恩饷，缴械回家。孙百万以事出仓促，莫知所措，当时并未发表若何意见。熊炳琦遂令孙暂住省署，其用意为俟各路军队调齐后，始令孙回坊子办理遣散，以免酿出意外。
■孙百万呈文为遣散的弟兄们申请军饷和返乡护照。
6日，《申报》以《孙百万游击队已解散》作出后续报道。
兹据坊子归客云：二日早，胶防司令孙宗先已将各路军队集中坊子，计共有四千余人，强迫该军缴械。该军司令孙百万已于是夜由省城回坊子，见大势已去，亦未有反抗举动，当即协同孙宗先着手点名，缴械发饷。三日午前11点，即办理完毕，计兵士1090人，共用洋两万余元，收得步枪一百余枝，手枪一百枝、盒子枪三百枝。各兵由胶济车东运遣散者354人，运往张店遣返者371人，运济南者365人，地方秩序如常，该地商民俱欣欣有喜色。
该报道中还附有孙百万致熊炳琦的电报，兹照录如下：“济南熊省长鉴：遵谕缴械发饷已完了，官佐恐仍有私枪，到省严搜。孙百万叩，江。”
电文表露，此时的孙百万已背叛了弟兄们，他在极力讨好靠拢官府，但官府对他的态度则是：戒备、提防。
1924年10月13日，《申报》报道说，“孙百万自游击队解散后，即由山东省长委为省署咨议，牢骚抑郁已非一日。”
此时，孙百万如虎囚笼，成了无半点实权的闲人，只有象征性的政治名号了。
（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 刘宗伟）
（注：本版照片均翻拍自青岛市档案馆）
责任编辑：张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