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家族在青写传奇 曾访胶澳首任巡抚 青报网-尊龙凯时app

    从1902年周馥第一次踏足开始，周家数代人在国学与实业双重荣光中，写就了一部以青岛为主要场景的家族史。 周馥家族是一个大家族，言其大，体现于三点：其一，文理并重，中西汇通，是一个取得了显赫成就的学术世家。其二，兴办洋务，经世致用，创建了庞大的民族工业体系。其三，薪火相传，文脉相续，兴旺百年而不衰。

    周馥——首个探访胶澳的山东巡抚

    周馥是这个近代家族的开宗者，字玉山，1837年诞生于安徽至德（今东至）。 身处晚清乱世的周馥，在新与旧的转换中书写了一幕传奇。初为李鸿章文牍，协其兴办洋务三十余载，在北洋海军、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及开平煤矿创办过程中均有作为，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而且助开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与安徽公学，有功于教育。1902年4月，他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履新后多方抵制德国的经济渗透，同时对德治青岛颇感好奇，遂主动提出前往一看究竟。时任胶澳总督特鲁泊闻后颇感意外，在致德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张汝梅、毓贤和袁世凯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胶澳租借地访问。

    周馥是在1902年岁末到访青岛的，“是为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胶澳志》）。这件事也留在了一个家族的记忆中，周家第四代、北大教授周一良的追述是：

    德国占领青岛，山东巡抚和德国总督无任何来往。周馥到任后要求访问青岛，青岛的德国牧师卫礼贤在所著《中国心灵》一书中说“他那真诚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人们心中的疑云。”（《钻石婚杂忆》）

    可想而知，特鲁泊是如何热情款待这位极具传统根底且不乏世界眼光的人物的，不久之后还到济南府做了回访。这是以所谓“外交”形式进行的交往，加强了青岛与山东内地的贸易关系，山东巡抚与胶澳总督持续十年的文化与非文化对话由此展开，继任巡抚杨士骧、袁树勋和孙宝琦均有青岛之行。

    回视1902年，在汇泉湾畔的总督临时官邸（瑞典木屋）之中，周馥向特鲁泊阐明了维护中国居民尊严和华商利益的要求。大事之外，小事亦有触动。木屋桁架上那个斜交十字形桁架引起了他的反感，他策略地告诉德国人这是一个不吉符号，教给德国人一些中国民俗常识。当然也不避见闻，对德国人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先进做法给予肯定，表征了一种处于文化矛盾漩涡中的开放心态。

    他还特意到卫礼贤创办的新式学校——礼贤书院察看了一番，颔首之际，允诺礼贤学生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读书。对于周馥来说，1902年的青岛之行是不寻常的，很可能触发了他对往年洋务生涯的反思。在当年12月31日致军机处的函中，他说青岛之行目的是“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说得很简单，可内心的感触却很复杂，比较中西以思考未来，这是一个着眼点，作为一省的主政者，如何适应近代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的确不是一个小问题。他对青岛的考察，客观上推动了日后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近代商业开埠。

    1908年辞去两广总督职后，他萌发了长居青岛而颐养天年的心意，1912年举家迁来岛上居住。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来青，就是乘坐周馥所备敞篷四轮马车开展活动的，此时周馥的身份是三江会馆会长。1913年，周馥给卫礼贤介绍了一位中国老师，这就是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一个对卫礼贤的译经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1914年，德日青岛之战来临前，由于对日本人的警惕和排斥，周馥举家迁往天津。1921年8月21日谢世，享年84岁。

    周学熙——新型实业家

    周学熙是周馥第四子，生于1866年。作为周家第二代代表人物，他继承周馥经世之功，也实现了家族传统的第一次转型——不同于其父的官办洋务，他成为新型实业家，与张謇齐名﹐素有“南张北周”之说，代表了近代民族实业的成就。

    周学熙有多重历史身份：其一，在奠定北方民族工业基础方面厥功至伟，是开滦矿务局、中国实业银行、启新洋灰、华新纺织及耀华玻璃等多家民族企业的创办人；其二，开创山东的大学教育史。1901年，他出任山东大学堂总办，遂成山东大学创校校长；其三，他还是一个财阀，曾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再者，他还是一位有影响的古籍与金石收藏大家。开创实业而不忘培植文化，这就是周学熙的人生答案。

    卸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寓居青岛。他是青岛本埠民族实业的拓荒者。1914年即买下德人所办德华缫丝厂，准备开办华新企业在全国的第二家纱厂，后因日本侵占青岛而延迟。重启过程中，日本人为让日资内外棉纱厂占得先机，百般阻扰，致使华新纱厂1919年方得出纱。就这样，从起点上民族企业与日资企业就展开了较量，这是青岛早期纺织业的一幕图景。在日资围困之中艰难生存，周家保住了民族纺织业的生机。

    周叔弢——藏书家和纺织家

    周叔弢、周志俊、周叔迦都是周家第三代人，各有所成。从这一代开始，周家多元化倾向渐趋明显，实业精进，学术转型。同时，周家与青岛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开实业与文化新篇。

    周叔弢是周馥长子周学海三子，1891年生于安徽东至老家。1912年周馥移家青岛时，周叔弢不久后由济南迁来。于是，我们看到了周馥家族在青岛的团聚时光。两年之间，青年周叔弢沉浸在青岛的山海气象和多元混溶的文化气氛之中，喜欢看遗老们坐而论道，多获指点而开始了藏书生涯，致力于古籍善本保护。后来，在参与华新纱厂创办过程中，累积精进，渐成现代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

    周叔弢的实业之路堪称经典，在青岛华新纱厂开办之初，出任专务董事，实际掌管工厂。后来，根据周家企业发展战略，他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唐山开办的第三家华新纱厂上。

    周志俊——引领华新纺织重生

    周志俊为周学熙次子。1912年，随祖父和父亲一起迁居青岛。

    1915年，他到北京学习英语。1918年重返青岛，以翻译身份协助父亲创办华新纱厂，洽谈采购美国美兴公司的设备。1933年，周志俊出洋考察欧美纺织业，历美、英、法、德、意、荷、比、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国，其中，在美国参观了芝加哥世博会，并作《芝博琐言》以记之，成为关于当年世博会最权威的一篇中国文献。另有《瀛寰小记》及《杼轴漫谈》记录海外见闻。

    他长期担任华新纱厂总经理，抗战之前，工厂发展到拥有4.4万纱锭、8000线绽、500台布机的规模，纺织与印染并重，前景看好。1938年日本再度侵占青岛，致使华新事业遭遇重大挫折，如所言：“乃局势变迁，事出意外，廿年之功，废于一旦矣。”（周志俊 《青岛华新纱厂和华北棉业》）周氏兄弟转战上海、天津等地并积极支援抗战，战后艰难赎回了青岛华新。建国后，华新发展成为青岛国棉九厂，继续书写着一座城市的纺织盛事。1950年，他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后曾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在发展纺织业同时，他关注民生，力行慈善，体现了可贵的爱国与爱乡风范。

    周叔迦——倡建湛山寺

    周叔迦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开创现代佛学新境界，也为青岛注入了人间佛教精神。

    他生于1899年，是周学熙的三子，1912年随家族迁至青岛，191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在上海经营实业失败后回到青岛，乃转向佛学，潜心佛乘，博涉经藏，日见精进，终成现代三大佛学家之一，尤精唯识学、因明学与三论。虽皈依佛教，然并未出家，因此人们看到了岛上风神淡雅的周居士。自1930年开始，长期在北京、清华、中国、中法、辅仁诸大学讲授佛学，后曾出任中国佛学院院长，建国后为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在历史上，他最早撰述《中国佛学史》，另有 《唯识研究》、《新唯识三论判》、《因明新例》、《牟子丛残》、《法华经安乐行品义记》、《法苑谈丛》等专著，同时对敦煌学有所涉及，有《敦煌劫余录》存世。

    周叔迦佛学之路始于青岛，因缘际会，为这座城市开启了一颗天台心印。1931年，他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叶恭绰会于青岛，谈及青岛文化面貌，当时基督教与天主教已久存于青岛，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却不见于市内，感为憾事。况且340多年前，明末高僧憨山法师自五台山远来东海崂山寻那罗延，建海印寺。故此，两人决意联袂发起创设一所佛教寺院。这一动议得到了时任市长胡若愚及继任市长沈鸿烈等人的支持，选址湛山东南麓，敦请高僧絯虚法师主持创寺。

    1934年，湛山寺开建，绵历十一年，终成一庄严佛宇。建筑沿中轴线依次展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和藏经楼。三圣殿檐下，悬有絯虚法师题写的“海印遗风”匾额，以显明一地之佛教渊源。周叔迦偕兄弟周志辅、周志俊捐献了三部不同版本的 《大藏经》。同时，他还担任了青岛佛学会副会长，会址设在鱼山上的湛山精舍。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湛山之缘也是周叔迦“以心融迹”的结果。湛山寺不仅为佛刹，而且带有佛学院性质，所谓“湛山讲寺”的意义在于此。1936年，弘一法师来此讲律，进一步强化了湛山寺的佛学研究色彩。此处天台法席的开创，对现代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湛山派弟子广布海内外。缘此，城市多元会通、东西交融的人文形象更加明晰。

    周一良——一代史学大家

    到了第四代，周家的学术性空前加强，而淡去了实业色彩，形成了一个显赫的教授群体，在文化、科技、教育诸领域享有声望的学者不下十几人。其中，身在北京的史学家周一良和身在美国的数学家周炜良堪称代表，一文一理，辉映中西。周一良是周叔的长子，出色地继承了家族的治学风范，成为一位融贯中西的学者。他诞生于青岛，一个家族与青岛的关系在生命本体意义上得以加深。这是他对生命起点的追述：

    我于1913年1月19日 （旧历壬子年12月13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而曾字太初，后废不用。（《毕竟是书生》）

    在《钻石婚杂忆》的开篇，他同样追溯了这一瞬。可就在新生次日，一场重大变故降临了，母亲萧婉去世了，对此，周一良写道：

    母亲突然去世后，父亲对婴儿毫无经验，不知所措。他的朋友德国人卫礼贤牧师见义勇为，把我带到他家里去，由他夫人用牛奶喂养一年以后才送回我家……

    在当时的城市生活史记忆中，这是一幕柔性的日常图景，很温馨。卫礼贤夫妇的善举，建立了东西方两大学术家族的联系。这一年，卫礼贤的儿子卫德明七岁，“妈妈告诉他，接来了一个中国小弟弟。这也算中德友好历史上小小佳话吧。”（《毕竟是书生》）

    幼年的周一良尚记不得青岛街头的风景，对晚清遗老也没有任何印象，目中出现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有待追思的模糊场景。在后来的回溯中，青岛作为诞生地的形象无数次闪现在他的视野中，单纯而丰富。青岛开启了一个文化家族的新生希望，因此所有关于家族与城市关系的思考都变得清晰了。然而历史突变，1914年周家告别了青岛。此后，周一良在天津读书，习经史子集，后来到燕京大学读书，再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史学家，兼容世界史与中国史。在谈到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敦煌文献及佛教领域的学术成就时，季羡林如是说：“多所创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

    2001年10月23日，周一良在北京谢世，享年88岁。作为人生旅程的起点，他铭感不忘青岛，晚年所著《钻石婚杂忆》和《毕竟是书生》等书中，追忆岁月，一往情深，那句：“我1913年1月19日出生在青岛”，是这种悠远记忆的写照。 （巩升起）

责任编辑：韦小康